2017年书法比赛两张鲁迅照片注错四十年

1982年7月2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的《鲁迅与浅野要》一文的复印件，文章配发的照片就是文物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鲁迅》照片集中的第102幅照片，但是这张照片在收入《鲁迅》照片集时被编者（周海婴，裘沙）修掉了浅野要，成为鲁迅的单人照片。

《日本评论》杂志十一卷四号（1936年4月）上刊登的原胜（浅野要）的《紧邻鲁迅先生》文章的扫描件，从该文配发的鲁迅照片下面可以看到“昭和十一年一月，笔者摄影”的说明文字，从而可以确认《鲁迅》照片集中的第100幅照片就是这张照片，所以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浅野要，拍摄时间是1936年1月9日。

自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鲁迅》照片集以来，国内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鲁迅的照片集，以及多部关于鲁迅的图文书等，虽然这些关于鲁迅的照片集和图文书都是一些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或者是各地的鲁迅纪念馆等权威机构编撰的，但是遗憾的是，有两张鲁迅的照片经常被注错了拍摄时间和拍摄者，这个错误从1976年算起，也有40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一、北京鲁迅博物馆在1976年编辑并出版的《鲁迅1881——1936》照片集中首先注错了两张照片

文物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了《鲁迅》照片集,署名是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但实际的编辑者是周海婴和裘沙。在该书的“照片说明”部分，对第100幅和第102幅照片作了如下的注释：

（100）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前所摄之一（5.5x4）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史沫特莱摄

三月“二日昙。……下午骤患气喘，即请须藤医生来诊，注射一针。”

“八日星期。晴。风。上午内山君来访，并赠花二盆，未见。……须藤医生来诊，云已痊愈。”

“十一日雨。……为白莽诗集《孩儿塔》作序。”

“二十三日清。上午收《改造》（四月分）一本。……下午史女士（注：史沫特莱）及其友来，并各赠花。得孙夫人信，并赠糖食三种，茗一匣。夜译自作日文。”

《鲁迅日记》

“倘能生存，我当然仍要学习……”

《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102）大病初愈后在大陆新邨寓所门前所摄之二（5.5x4）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史沫特莱摄

编者在“后记”中说：

本书汇辑了鲁迅的一一四帧照片（包括局部放大的十二帧）。考虑到这些照片的极其珍贵和保存之不易，编辑过程中，除个别照片有所剪裁外，即使同一时间、地点而只是拍摄角度有少许差异者也尽量收入。为了有助于理解这些照片的背景和意义，在现存鲁迅手稿中选录了部分段落影印；并根据《鲁迅日记》和有关材料，对每帧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等作了初步的调查和考证，作为照片说明供读者查阅。

因为这部《鲁迅》照片集是国内首次出版的关于鲁迅的照片全集，加上又是权威的鲁迅研究机构北京鲁迅博物馆编辑的，所以该书影响广泛，其中的一些鲁迅照片经常被各种相关图书转载。其中编号100和102的两幅照片不仅被各种关于鲁迅的图书广泛引用，而且也常在各地鲁迅纪念馆制作的鲁迅展览中进行展示。

二、陆晓燕在1982年发表的《鲁迅和浅野要》一文首先纠正了鲁迅和浅野要合影照片剪掉浅野要的错误，并在1984年发表的《紧邻鲁迅先生》一文的“译者后记”中再次纠正了这两张照片的注释错误

北京鲁迅博物馆的陆晓燕以“晓燕”为名在1982年7月27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鲁迅与浅野要》一文（同时在该文的左边配发了鲁迅和浅野要的合影照片），指出：

鲁迅先生与日本学者浅野要先生的友谊，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鲁迅与浅野要的这张合影（见左图）也因此在发表时，仅剩下了鲁迅一人。最近笔者查阅了1936年的《日本评论》杂志，在其中不仅找到了浅野要的形象，确认左边的这张合影中，站在鲁迅身旁的就是浅野先生，而且还找到了浅野要以原胜署名发表的《紧邻鲁迅先生》一文。

……

1936年1月，当浅野先生离开上海前夕，鲁迅曾亲笔抄录了杜牧的七绝《江南春》一首相送；而浅野先生则把自己为鲁迅所照的像片和他们一起合影的像片送给鲁迅留作纪念。

浅野先生回国后，立即在《日本评论》杂志十一卷四号（1936年4月）上，发表了他为鲁迅拍摄的照片，鲁迅赠送的墨迹以及他自己的回忆文章。